我妻薄情: 597. 好时代 有过曙光(《戏说夏史》,后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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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《戏说夏史》

    天熙三年,杨峤病逝了。

    在最后的几年中,他饱受病痛折磨,足部溃烂,身形消瘦,无法正常起居。然而即便如此,他依旧不肯轻易松开手中的权力。

    为维护自己的权威,他铲除异己,打压其他党派,下狱、贬谪、革职皆有,为全国推行新政,不顾地方差异,导致一些地区民怨沸腾,农民日子难过,甚至银价一路高涨,谷贱银贵。

    更严重的则是一手培育出了声势浩大的杨党,给程谢后期整顿吏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。

    但要我说,杨峤的行事风格虽然有待商榷,可他在世宗末年稳固朝政,后期坚决推广赋税改革,大大增加的财政收入,总得来说,是一名能臣。

    杨党与其说是杨党,不如说是保守党。

    他们曾勇于进取,也逐渐被时代所淘汰,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,你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进步的一部分人。

    哪怕是程丹若,她在执政后期也逐渐趋于无力,没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垒,始终困在君权的樊笼之下。

    可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是有意义的,没有努力向前迈的每一小步,也就没有现代社会。

    就好像杨峤去世后,薛聪接任了首辅之位。

    他做了三年,从历史的维度看,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,一切平平无奇,以至于常年被人忽略。

    可仔细翻阅史料,我们会发现天熙三年有一场大洪涝,户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赈灾的文献,详细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赈灾方面的努力。

    天熙四年,朝鲜归顺,俯首称臣,日本彻底退回了弹丸之地。

    天熙五年,就在薛聪致仕归乡前三月,黄河堤坝修筑完成。

    或许,他的才能并不出众,但至少将内阁平稳地交托给了谢玄英。

    天熙五年八月,谢玄英出任内阁首辅,彼时,次辅是蔡子义,阁臣为赵为潜和孔廉之。

    蔡、赵都是杨党的中坚,孔廉之有属于他的地方乡党,双方势均力敌。论理,他们应该无法经营多年的程谢夫妻抗衡。

    但此时,程丹若与江南党的裂隙越来越大。

    双方曾经联盟,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程丹若需要支持,以便坐稳位置,江南党需要中枢照拂,方便快速恢复元气。

    可再紧密的联盟,也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。

    江南党的诉求,无非是更多的官位,更高的官职,更多的话语权。这和杨党的利益完全相同,他们希望程谢效仿杨奇山,打压异己,扶持自己人。

    但程丹若显然有自己的规划。

    她用人不限籍贯,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,只要是可用之人,哪怕与她的立场全然相反,也愿意破格提拔。

    这无疑招致江南党派的不满。

    双方的间隙越来越大,逐渐难以弥合。等到晏子真的逝世,双方的纽带破裂,江南党至此分裂成了两大派。

    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党人,他们吸纳江浙籍的官员,团结一致,在税收、海贸、农桑等事务上争取,为家乡谋利。

    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,他们信奉心学,研读纯真学说,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,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。

    前期,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,双方闹掰后,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。因为崇尚推陈出新,多有改革弊病之语,被称为新纯党,也叫新纯真派。

    不过,必须声明的是,虽然分以派别,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。

    说到底,程丹若执掌宝玺,谢玄英为内阁首辅,他们夫妻内外联合,已然把持朝政,江南党怎么和他们斗呢?人家只要愿意,大可以不提拔他们,转而与其他人合作。

    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,只是合作不再紧密,时有摩擦。

    程丹若真正的敌人,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。

    夏朝立国一百多年,一代代君王,一届届的官吏,他们在复杂的公务中总结出了默契,哪怕人员迭代,这些“经验”却沉淀了下来,不断往下传递,积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。

    夏朝中后期,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。

    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经成为潜规则,不,几乎已经成了明面上的规则。老百姓早就忘记没有这些剥削的日子,他们默认要多交一笔钱,而官员们也默认这是一份属于他们的收入。

    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。

    试想想,原本读书人寒窗苦读,得中进士,想的是为民请命,匡扶社稷,可现实却告诉他们,你们错了,当官的规矩就是剥削百姓。

    都说久居鲍鱼之肆,不闻其臭,大家都是凡夫俗子,每天要吃喝拉撒,养父母妻儿,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,很难谈两袖清风。

    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,没有同流合污,那么,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,还是同僚的排挤?

    大家都拿,你不拿,就你清高?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?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?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?

    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,也是人治国度,得不到大众的认可,寸步难行。

    我想,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所以,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。

    人太多了,查不过来,杀了一批还有一批。

    她的做法不算高洁,却很实际。

    首先,官员贪腐的一大原因,是工资太低,养不起家小。

    她设立养廉银,将原本归属于“潜规则”的火耗归公,再统一分配,按照官职给予津贴。

    这是应有之义,时代在变化,通货在膨胀,公务员的工资一百多年了还是开国时的标准,本来就不合理。提升工资后,以县令为例,每年的合法收入就从几十两银子变成近千两,足以养活妻小,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。

    而且,按照她定的标准,越是等级低的官员,所领的津贴项目越多,充分保障中低层官员的正常收益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随着当官年限的增长,官员还能领“岁银”,这就相当于按照工龄再给部分补贴。

    这部分津贴计算非常复杂,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养廉银的表格看一下,可以说在当时,她提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工资改革计划。

    看到这里,可能有人要问了,养廉银本来就是火耗,只是从潜规则过了明路,这有什么好吹的?

    其实,这就是破窗效应。

    当你养不起家,不得不拿火耗的时候,你就知道自己贪污了。既然开始贪了,后面其他地方的灰色收入,拿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。

    底线一旦跨过,堕落得总是特别快,想刹车都刹不住。

    可火耗成为津贴,你有了不菲的收入,又没有贪污,其他可贪可不贪的钱,是不是就会犹豫一下了呢?

    大家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,良心在关键时刻,能不能成为一脚刹车?

    饭都吃不饱的时候,人们会偷窃,可吃饱喝足,开着奥迪宝马的时候,是不是不一定要开法拉利保时捷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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